关于历史学是否是科学，是一个争论百年的问题。文艺复兴时期，历史学摆脱宗教束缚，转向对“人”的研究。人文主义视历史学为修辞的艺术，旨在教化世人。启蒙时代，哲学家从人性出发推导人类社会规则，用理性主义给历史学披上科学外衣。19世纪，历史主义在方法论上提倡档案实证，而在认识论上信奉唯心主义，历史学是半科学半艺术。20世纪，历史学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，更趋于科学化。但20世纪70年代后，历史学出现“文化转向”和“语言转向”。历史学成为叙述的艺术，科学化似乎只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“高尚梦想”。

历史学非科学论

　　在史学史中，关于历史学不是科学的主张，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。

　　第一，认为历史是具体的、特殊的，不存在普遍性规律，主要以兰克史学为代表。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·兰克认为，“每一时代都有它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价值”，不要奢望历史学具有普适性，做到“如实直书”足矣。为此要用可信的史料，提倡严格的档案实证方法。相比于过去的历史研究这是一大进步，因而他有“历史科学之父”的美誉。但是兰克史学的科学性仅体现在方法论上，在认识论上他又陷入了唯心主义。“事情怎样发生，怎样进行，如何成功，这一切全都依靠上帝的意愿。我们只能尽己所能揭示神圣而隐蔽的上帝之存在！”受兰克影响，很多历史学者都是用档案实证的方法去支持某种先验观念，如自由、民族精神等。柯林武德的话代表了他们对科学的态度：历史的每一个情境都有自己的特殊意义，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用概括和法则来“解释”，只能去“理解”具体的情节。

　　第二，认为历史学是主观的，主要表现为一种相对主义史学观。他们抛弃了兰克史学的先验论，但承认历史学的主观性。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认为，历史学不是科学，但它高于科学，一切认识都是历史认识，都受到现实需求的影响，所以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”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史学界深受其影响，如卡尔·贝克尔提出，历史事实只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，所以“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”；查尔斯·比尔德更为明确，客观性的历史研究只是一个“高尚的梦想”，历史书写是“一种信仰行为”。在他们看来，历史学具有主观相对性，相对于作者的信仰、记忆、时代等。

　　第三，认为历史是文化，以新文化史学为代表。新文化史学主张，“人”是文化的“具身”：理性是在文化环境中运作的，行为因文化才有意义，身份（国家、民族、阶级、性别等）是由文化塑造的。历史并不是由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，而是由文化建构的。这意味着，历史学的任务不是分析因果，而是发现意义；使用的方法不是实证，而是叙述。所以，英国史学家彼得·伯克称赞新文化史是历史学的一次“范式革命”，“所有的历史都可以被描述为文化的历史”。

　　第四，认为历史学是虚构的，这正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主张。他们认为，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，只能用语言来叙述，而语言具有主观性和修辞性，“历史事实”不过是用语言“预构”（pre-figure）的历史情节（context），用美国史学家海登·怀特的话说是“言辞的虚构”。所以，历史学科学化在认识论上是不成立的，历史文本本质是一种文学作品。

历史学具备科学属性

　　不容否认，上述理由指出了历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点，但这些只是形式上的区别，并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历史学的科学属性。

　　第一，历史学可以做到真实。后现代主义史学敏锐地捕捉到语言与事实之间的张力，提醒学者要谨慎对待文本，但并不能据此认定历史学就是虚构。如果有两个以上独立的文本相互印证，或者文献记载与实物考古、科学规律相符，就可以在相应范围内确定真实。而在数字化的今天，真实范围可以进一步缩小。当后世历史学者研究今天的历史时，他们不必将史料局限于档案文献，视频、图片、音频等都可采用；来源不限于政府、媒体或知识分子，人人都可成为事件和时代的记录者；研究成果也不限于文字语言，可以借助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，实现数字化、可视化、动态化。

　　第二，历史学可以做到客观。那种认为历史学不能排除主观因素进行纯粹客观研究的观点，其实是未搞清楚历史学的本质。历史学是研究过去人的行为的科学，包括思想、观念和精神。思想只有外化为行为才是存在的，才可以被认知。史料首先是书写者的行为，如果记载是真实的，就能获得被记载者的行为。所以，不管是考证还是解读史料，有其客观的行为基础，不能想怎么写就怎么写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历史学就是要找出这种客观性。至于说历史学无法摆脱主观想象的参与，这在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。任何研究都是基于已知的资料做合乎逻辑和情理的想象，关键是看想象部分能否经受住客观性的检验。

　　第三，历史是有规律的。英国史学家以赛亚·伯林的话代表了很多反对历史学科学论者的想法：说历史有规律就好比说“历史就是一部悲喜剧，英雄与恶棍、赢家与输家根据准备好的文本念着台词、承受着他们的命运”。这其实是对规律的误解。规律并没有对历史做出明确的规定，也没有剥夺人选择的自由，而是告诉我们：不管它有没有表现出来，不管你承不承认，它都在起着作用。正如恩格斯指出的，“历史是这样创造的……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，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，即历史结果”，但并不意味着个体的意志等于零，而是包含在这个合力里面。

　　第四，历史不能同文化混淆。文化史学者常引用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·吉尔兹的话，“人是被悬挂在他亲自所织就的意义之网上的一种动物”。的确，人的行为与自然运动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文化意义。但也正是如此，“意义”是人自己添加上的。历史学就是要把历史从“意义之网”中剥离出来，揭示历史的真相和真理。至于意义的挖掘、价值的评判或道德的说教是文化所承担的。新文化史试图赋予文化以自主塑造历史的能力，颠覆马克思关于文化由物质基础决定的论断。

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

　　只要历史学做到真实、客观和规律，是可以成为科学的。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做到了彻底的科学化。

　　第一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以求真为目标。马克思认为，“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”。历史学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，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。“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，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，自己思维的此岸性。”这一主张比单纯倡导史料考证的历史学更加进步，是“真正的实证科学”。

　　第二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以唯物论为基础，实现历史学的客观性。马克思认为人“是在一定的物质的、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、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”。其中物质生活的生产“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”。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就是从物质生产出发，把与之相联系的生产关系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。他批判兰克史学和文化史从观念出发解释历史，是唯心主义的“幻想”。

　　第三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。马克思把唯物史观原理概括为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，人类历史大体呈现出原始的、奴隶的、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演化规律。马克思还发现了资本的运动规律，揭示了资本主义终被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必然。正是有这两大发现，恩格斯称赞马克思为伟大的科学家。

　　第四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不是机械决定论，而是历史的、辩证的。马克思明确反对将其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的理论说成“一切民族，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，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”。人们创造历史，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，也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，而是在历史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。在他的实践论中，人不是完全受客观条件决定，而是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的；在他的唯物论中，上层建筑也不是被动随经济基础而变，而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我调节的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将历史的客观性与主观性、规律性与具体性统一起来，实现了对历史学最为彻底的科学化改造。也正因此，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讲话中，把“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”作为第一条特征提出。所以，历史学科学化是可以实现的，因为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其科学指南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）

来源：中国社会科学网-中国社会科学报　作者：许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