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农民弟弟老和我说，说不打麻将干什么，挂锄了没活儿可干。我说我不看书干什么，放假了没课可上。

先说句题外话。我有个在东北老家当农民的弟弟。也许你不相信，哥哥是教授弟弟会是农民？可他的确是农民，一如我的确是教授。在这点上，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不能不承认教育的局限性。一母同胞，同样的基因，同样的家庭环境。上学又上的是同一所小学，任课老师也几乎相同——教完我的老师教他。可你说怪不怪，他做什么都比我聪明，就是学习比不上我。而且他压根儿不想学，小学四年没读完就宁肯干农活去了。怪谁呢？怪什么呢？一个谜。

不过我喜欢这个农民弟弟，哥俩儿相当要好。今春老家（长春市九台区）疫情特别严重，我担心误了农时。好在他刚一允许出村就跑去我的“山居”种瓜种豆种花种树，前不久我回来，但见窗前屋后花花绿绿一派生机。他有两个喜好，一是喝小酒，二是打麻将。喝小酒有时哥俩儿一起来两盅。打麻将一起不来，我不会，还不时劝他少打，最好别打。他住在离我不很远的村庄，隔几天就跑来一次。有时一闪瞧见他进门了，正看书的我才放下书。一次他问我为什么老看书，书就那么有意思？我反问他：你为什么老打麻将，打麻将就那么有意思？他说不打麻将干什么，挂锄了没活儿可干。我说我不看书干什么，放假了没课可上。

这样的对话哥俩儿不止对了一次。可以说，我并没有“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”的优越感，也没有歧视打麻将的意思。而是把阅读和打麻将同样看成一种消遣方式，一种娱乐活动。正如弟弟除了打麻将不知干什么好，我除了看书也不知干什么好。也就是说，打麻将和看书成了我们的生命存在状态本身。不打麻将、不看书，就意味着换作另一个人活着。而那怎么可能呢？过去搞了不少运动要求改造思想、改造世界观，而一旦运动不搞了，大家就都故态复萌，重操旧业，琢磨数学的还是琢磨数学，鼓捣哲学的还是鼓捣哲学，喜欢外语的还是喜欢外语。

说回看书和打麻将。自不待言，即使看书和打麻将同是消遣、同是娱乐，那也还是有区别的。一个是成本区别。口袋里没钱是不敢坐在那里的。相比之下，一本书才多少钱？何况一本书可以消遣好几天。读书即使不是门槛最低的高贵，也是成本最低的消遣。第二个区别是健康方面的。打麻将一般都要正襟危坐，神经绷得紧紧的，两眼盯得直直的，而且连续作战。听说曾有麻友怕跑了手气而轻易不敢去卫生间，结果一下子把膀胱憋爆了。总之影响健康。而看书就随便多了，躺着歪着看、吃着喝着看均无不可。看一会儿放下书，望一会儿远山近岭红花绿树或半轮明月满天星斗，甚或哼一支小曲唱一段越剧也悉听尊便。据说喜欢看书的人相对长寿，道理就在这里。

第三个区别呢，是心情上的。打麻将，即使赢了，得到的快乐也大约是功利性的、官能性质的。而读书带来的快乐，则是由心底静静涌起的超越功利性的快乐，“每有会意，便欣喜忘食”。一次给研究生上课，我说一个人如果不懂宋词之美，那可真是赔大了，损失大了。这是因为，宋词在表现微茫的情绪、在将微茫的情绪化作语言审美、纸上审美方面，可以说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，出神入化，曲尽其妙，而且具有现代性——现代人常有的小纠结、小郁闷、小感伤、小孤独、小惆怅等种种微妙渺茫的情绪在宋词中都有表现，给人以莫可言喻的审美愉悦。

为了避免误会，最后我要再强调一句，我并不歧视打麻将。不过若能把打麻将和看书结合起来，那真是再好不过。以前的张恨水、徐志摩、梁启超就是这方面再好不过的例子。他们既是为文高手，妙笔生花，又是麻将高手，妙手回春。文友书友麻友，齐头并进，相映生辉。请听梁启超那句名言：“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麻将，只有打麻将可以忘记读书”，可见二者可以完美地共存于、和谐于同一人身上。一会儿大弟弟来我要让他带我去麻将桌见习见习，下一篇专写打麻将。一言为定！（林少华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