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周作人锒铛入狱，其藏书充公，现多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。由于未单独编目，被当作普通本处理，遂如涓滴细流散入大海，窥其全貌不易。其中旧藏洋装书，已有周运先生的梳理（见《乘雁集》，上海文艺出版社，2021），线装书则未见系统勾稽。近日翻阅谢冬荣先生整理的《知堂古籍藏书题记》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，2022），注意到日本嘉永六年（1853）星文堂等刻《醉古堂剑扫》上，有知堂两则题跋：

此书在日本甚通行，与《菜根谭》同为人所爱诵，但在中国则似久逸，素未闻有人说及也。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从名古屋市其中堂书店买得此本，二十五日重订讫，题记于北平之苦茶庵，岂明。

书中颇有“违碍”字句，在前清或是禁书，但书目上不见。又记。

《醉古堂剑扫》十二卷，明陆绍珩编，其人生卒年不详。此书乃分门别类，抄掇各家逸语奇句而成，属于“文抄公”之鼻祖，无怪知堂对其青睐有加。知堂有搜集清代禁书之嗜好，还曾撰文讨论。其实，北平图书馆藏有《醉古堂剑扫》天启原刊本，知堂未见，故有“在中国似久逸”之语。

翻阅知堂日记，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）五月二日，知堂向名古屋寄去书费10.5元，同月二十三日“上午遣人往取其中堂寄书四部”。而《醉古堂剑扫》题跋言“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从名古屋市其中堂书店买得此本”，可知其中堂寄来的四部书中包括这部。从付完款到收到书，耗时不过三周。当时北平文人从日本买书，竟比今天通过海运购买日本古书还要便利一些。

中国读者感到陌生的其中堂，是上世纪日本最重要的汉籍书店之一。1935年，日本书志学家长泽规矩也（郑振铎的最大买书对手）书林点将，列举日本最重要的四家汉籍专门书店：文求堂、琳琅阁、松云堂、山本书店，全在首都东京。另外还有三家书店，长泽认为虽称不上汉籍专门书店，但库存丰富，也能买到优质汉籍，分别是东京的浅仓屋、大阪的鹿田松云堂、名古屋的其中堂。（長澤規矩也《質疑応答》，《書誌学》第2卷第5号，1935）

其中堂书店一代目店主三浦在六

长泽是土生土长、性格倨傲的东京公子哥儿，远在名古屋的其中堂能入他的法眼，必有其长处。在一篇回忆文章中，长泽写道：

说到“看而不买”，名古屋门前町有一家叫其中堂的气派书店，从不把书摆在店头，而是在门口竖着“时间就是金钱”“勿长时间看而不买”字样的看板，每年正月发行的书目里，也印上这两句话。心想一定是家难搞的书店吧，但见到店主，发现也可以闲谈。没有任何异样之感。后来店主为了修业，来琳琅阁当伙计。性格那么好的人，战后就再也见不到了，真令人惋惜。京都其中堂的老店主，是这位店主的弟弟。（長澤規矩也《收書遍歴》，《大安》第11卷第7号，1965）

长泽规矩也未提及其中堂书店店主的姓名。据《日本古书通讯》第127号报道，其中堂书店店主三浦兼助已于1940年1月15日去世，与文中“性格那么好的人，战后就再也见不到了”相符。长泽描述的，是二战之前其中堂书店“两京并立”的黄金时代，其本店位于名古屋市（中京）中区门前町，店主是二代目三浦兼助；支店位于京都市（西京）寺町通松原北，店主是三浦良吉，即兼助的弟弟。

行文至此，有必要普及一个基本知识：在日本江户时代，很多商铺店主代代袭名，称一代目、二代目、三代目，将人名作为一种商业资产继承，犹如今日之商标。其中堂书店一代目店主名为三浦兼助，名古屋人，生于安政三年（1856），卒于大正六年（1917）。六十岁退隐后改名三浦在六，又称在六居士，将三浦兼助之名让与长子，后者即二代目。

明治三十六年（1903），一代目三浦兼助去朝鲜游历，他后来在《明治癸卯朝鲜纪行》一书中自矜：“以购买古书为目的渡朝的外国商人，以仆为嚆矢。”此行“第一为买收朝鲜古本，第二为观察新刊书的销路。同时在四国、九州地区搜求古书”。抵达朝鲜后，他不但购入《高丽史》等珍贵典籍，还拜访京都本愿寺的井上香宪、京城本愿寺的青山知道，了解海外布教情况。由此亦可推察，三浦家应是佛教净土真宗的信徒，其中堂主要售卖佛教书籍或与此有关。

作为地方书店，其中堂一方面利用地利，早在日本吞并朝鲜之前，就从西日本以及朝鲜半岛进购古书；另一方面克服区位劣势，在京都开设分店，吸引外地甚至海外顾客，积极发展邮购，拓宽销售渠道。独特的货源与经营策略，吸引了国内高端藏家的目光。德富苏峰曾云：

记得当年五山版的禅僧语录等书，每册价格在五至十日元之间。除了琳琅阁外，我还在大阪的鹿田松云堂、京都的若林春和堂、名古屋的三浦其中堂买。在这些书店中，又数从东京的琳琅阁、大阪的松云堂买得最多。（《典籍清話》，民友社，1932）

三浦在六《明治癸卯朝鲜纪行》

五山版的价值堪比宋元版，战前价格还不高，其中堂也有所涉猎。周作人从其中堂书店购买的，则是更为廉价但中国稀见的江户时代和刻汉籍。另外，李小龙教授还注意到，鲁迅也在京都其中堂书店买过书：“其中堂位于寺町通，据说此书店原在名古屋，后来转到京都。在寺町通这样的核心地点，其店面之宏阔疏朗，实在令人惊叹。”（《书舶录：日本访书诗记》，三联书店，2019）稍可补充的是，鲁迅在世时京都其中堂书店不过是支店，二代目三浦兼助过世后才升级成为本店。

现有资料显示，鲁迅从其中堂买书早于周作人，不能排除二弟受大哥影响的可能性。据《鲁迅日记》，1921年2月3日“寄日本京都其中堂信并泉四元四角购书”，2月19日“上午得其中堂书店来信”，5月30日“寄其中堂信并泉三圆四十钱”。推测“来信”的内容，应是《其中堂发卖书目》。1923年2月7日，鲁迅“晚得其中堂寄来之左暄《三余偶笔》八册、《巾箱小品》四册，共泉三元二角。二弟亦从芸草堂购得佳书数种”。2月26日“下午其中堂书店寄到《巢氏诸病源候论》一部十册，值亦十元。”以上三部书，皆有江户时代和刻本。

1929年3月21日，鲁迅“得其中堂信片”，从中选购若干种，4月5日“其中堂寄来《图画醉芙蓉》《百喻经》各一部，共泉六元四角”。这可能是鲁迅最后一次从其中堂购书。他从没有亲自拜访过名古屋或者京都的其中堂书店，一直通过目录邮寄购买。鲁迅还从丸善书店、相模屋、文求堂等东京书店邮购书籍，直到1927年遇见上海内山书店，成为那里的常客以后，才逐渐停止从日本邮购书籍。

作者：尹敏志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

编辑：刘迪

责任编辑：杨逸淇

来源：文汇报